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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法治的任务就在于将道德内涵合理而科学地引入法律框架，使其成为秩序得以维系的正当性基础。

这两, 种制度形态并非相互排斥，而是有机统一于本土化的规制实践之中。[27]在各地关于食品药品安全、环境保护以及安全生产的约谈实践当中，大多都将约谈与信用档案及黑名单惩戒机制进行了政策联结，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制度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制度创设。

[89]从行政行为合法性的角度来看，运动式治理下的专项整治活动往往崇尚从重从严，这有违行政法上平等原则、比例原则的合法性拘束。最后，在科技与环境高速发展变化的行业领域内，在无法确定现有法律能否跟上时代发展的情况下，监管方优先采取劝服模式比优先采取惩戒机制更为适宜。2017年，山东省以地方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的《山东省环境保护约谈办法》规定：本办法所称约谈是指省政府领导同志约见未履行环境保护职责或履行职责不到位的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依法进行告诫谈话、指出相关问题、提出整改要求并督促整改到位的一种行政措施。[71]典型譬如《沧州市食品安全工作约谈机制》（沧政办字〔2012〕138号）第4条的列举规定。（3）未完成省政府下达的年度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任务的。

[66]属地化行政发包仍然是中央以及上级政府控制下级政府的主要范式。[8]关于行政约谈制度的学理探讨，多数仍集中于约谈行为是属于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处罚还是其他带有混合属性的行政行为的性质定性上。[30] 其次，某些执法检查组则直接向法院系统提出具体的审判策略和尺度方面的指导意见。

其四，一些地方的个别领导人打电话、递条子为地方利益干预法院审判和执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4]同前注[1]，李飞主编书，第86页。多年积累的执法检查实践也因此沉淀了颇为执拗的制度惯性。这在涉及特殊群体（未成年人、妇女、老年人、劳动者、消费者等）立法的执法检查报告中尤为常见。

大致而言，执法检查组关注法院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的审判权运行条件。同时，该院下发通知，要求各承办法院对转办的涉侨案件列入本院近期重要日程，院长亲自抓。

[37]近期的一份报告对加强著作权司法保护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各级法院要深入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立健全著作权司法鉴定、专家证人、技术调查、案例指导等相关制度，研究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完善诉前临时措施，依法减轻权利人举证负担，提高侵权代价和违法成本。如有报告指出：通过执法检查了解到，各地有不少涉及林业的案件没有得到及时查处，有的已积压多年，建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成有关部门，限期对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清查，尽快依法查处，今年末应当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14]1998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其中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为执法检查组开展调查或检查工作提供方便，积极配合、协助进行调查或检查工作。执法检查组在个别情况下依然会过问个案，并且要求相关法院做出适当的回应。

我国少年法庭诞生于1984年，到1994年底，全国法院系统建立少年法庭3千多个，审判人员有1万名左右。[38] 最高人民法院也积极回应此类建议。[29]对于已积压多年尚未得到及时查处的涉及林业的案件，有报告建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责成有关部门，限期对各类破坏森林资源案件进行一次系统的全面清查，尽快依法查处，今年末应当有一定的阶段性成果。[53]还有报告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对涉老赡养案件优先立案、优先审理、优先执行，对生活困难老年人诉讼费实行减、免、缓交。

这是该院第一次从制度层面系统回应执法检查，为整个法院系统后续如何接受检查提供了清晰的行为导向。例如，有报告声称，最高人民法院支持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对于处理包间最低消费和禁止自带酒水等工商部门认定无效的格式条款，给予司法支持。

例如，有执法检查组提出，在专利保护方面，要充分发挥司法保护的主导作用，切实加大对侵权行为的判赔力度，以司法判决来规范市场竞争秩序，提升司法保护公信力。[39]又如，1999年，针对我国《森林法》的执法检查报告提出的要求和建议，该院曾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出《关于依法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活动的通知》，并提出诸多具体的要求。

其二，一些部门为了自身利益对案件执行不予配合甚至设置障碍。[81]然而，本文所呈现的画面无法让人们全然乐观。[8] 二、涉及法院的执法检查主题及最高人民法院对执法检查的态度 由于议事资源的稀缺，也为了实现监督效果最大化，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执法检查主题的确定已形成比较明确的遴选标准。与法院系统密切相关的执法检查，也大致按照上述标准和逻辑确定主题。[84]相对而言，监督司法解释以及确保司法权的运行环境是比较可取的两个着力点，两者更多涉及立法，而非司法功能。[58] 在有些情况下，执法检查组并不停留于单纯的经验信息分享，而是建议或要求法院系统推广某种（些）特定的方法或机制。

[49]还有报告建议司法部与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协商，一方面解决律师参与诉讼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保障律师在各诉讼环节的执业权利，另一方面要规范公民、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代理案件的行为，坚决查处黑律师、假律师。[26]有报告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继续加大农业法律实施的司法力度，对农业法及其相关法律实施中的重大违法案件，要依法严厉制裁。

该法第26条第2款规定：执法检查报告包括下列内容：（一）对所检查的法律、法规实施情况进行评价，提出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执法工作的建议。[33] 最后，其他方面的司法政策建议还包括建立和完善某领域的司法制度，[34]设立特定的审判组织，[35]对某类案件实行单独案由管理，[36]统一某类案件的审判尺度等。

[82]对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的关注、影响行政和司法政策的制定、确保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运行环境及条件，监督方式高度一致。如一些法院判决明显偏袒当地当事人，为此甚至发展到争管辖权，法院委托执行本来是一种较好的执行方式，但效果普遍不佳。

[51] 办案协调机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惯性，也的确可以克服法院办案所面临的一些现实障碍，在办理刑事案件中还能体现我国《宪法》第140条规定的互相配合原则。除了个案监督之外，检查小组和常委会在检查实践中并未严格区分政府与法院，往往易于将两者等量齐观，尽管政府是最主要的监督对象。[83]此种惯性如此强大，以至于一些报告不加区分地倡导在执法和司法中均应建立某种形式的办案协调机制。首先，最为常见的建议便是敦促法院系统关注或加强某类案件的审判。

[82]参见林彦：《全国人大常委会如何监督依法行政？——以执法检查为对象的考察》，《法学家》2015年第2期。[52]另一份报告提到：宁夏吴忠市利通区法院少年法庭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对未成年犯抓好‘三帮（即帮助他们分析犯罪原因，帮助他们认罪服法，帮助他们树立重新做人的勇气），做好‘三教（即庭前教育、庭审教育和延伸教育），坚持三个制度（即回访考察制度、建档制度、帮教制度）。

[14]除了后文所提及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的若干意见》之外，2000年12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又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办理全国人大代表来信暂行规定》。一些报告将此类机制作为富有成效的执法经验加以肯定。

[28] 有些执法检查组还对某类案件的处理提出了明确的时效性要求。[54] 其次，是建立特定办案机制的做法。

作者简介：林彦，法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同时，该委员会表示，将继续对这些案件的处理情况开展跟踪检查。[79] 四、结论 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监督权行使过程中所实际产生的对审判过程、结果和司法环境的影响和塑造能力既超越了执法检查的初始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法院及学界对人大监督法院的认知和期许。[75] 2006年针对我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的检查则是目前为止对个案处理跟踪力度最大的一次。

办公条件特别是基层法院和人民法庭办公条件简陋，开庭无场所，影响了工作的发展。[63]还有报告专门提到物质条件的刚性制约。

例如，有的报告中呼吁，对违反法律规定侵犯职工和工会合法权益等行为，司法机关应当依法处理。《监督法》第22条规定，应当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组织执法检查。

……对违法排污、严重污染环境并在这方面弄虚作假的，必须坚决依法处理，务必使违法者受到应有的惩罚。人大监督 一、法定功能及其边界 作为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的制度工具，人大的执法检查自始至终将其监督对象锁定为同级一府两院。